对话何怀宏：GPT时代，科学与哲学的“第一眼”和“最后一眼”

“GPT获取知识的能力、计算和记忆的能力比任何个人都强，但没办法获得基于人人身和意识的敏感性，还是创造不出有人类精神意味的作品。”

在接受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专访时，郑州大学哲学学院特聘首席教授何怀宏如此评价ChatGPT。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继续发展不会对人类构成威胁，人类不能任由ChatGPT等颠覆性技术毫无节制地发展。

近日，何怀宏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科学与哲学对话”论坛上以《第一眼和最后一眼：哲学、科学与技术的分合》为题进行演讲。

他认为，人类向科学、向哲学投去的“第一眼”源于古希腊时期，泰勒斯、赫拉克利特等出于对世界的好奇、对纯粹知识的渴望，朴素地探索着世界的本原。

如今，科学与功用性强绑定，渐渐远离哲学、远离人文。成果转化成了最大动机，人的牟利欲望取代原始的“好奇”。若ChatGPT、基因编辑等技术难守伦理边界，象征告别的“最后一眼”终将到来。

何怀宏进一步解释，他并非倡导一种逆向的乌托邦，而是希望人类同时具备“第一眼”和“最后一眼”的心态，在技术与哲学的两极中保持中道，以人文的眼光对技术进行全盘关照。

“推动技术发展不是目的，应全面推进人类的福祉，推进人的精神人格的丰富，让人生更有意义。”何怀宏认为，对一些挑战伦理边界的技术，以制度性规范、公开倡议等方式加以适当限制，是有必要的。

同时，技术飞驰可能催生一个让人文更警醒的时代，带来某种“创造性”的复兴。鉴于AI仍无法创作出有精神意味的作品，这种“创造性”体现的正是人类的不可替代性。

（何怀宏/受访者供图）

“第一眼”与“最后一眼”

南方财经：如何理解科学与哲学的“第一眼”和“最后一眼”？

何怀宏：工业革命兴起至今，科学飞速发展的同时，也渐渐远离哲学、远离人文，与技术的结合越来越紧密。科学的动机更多是为了成果转化，满足使用目的，不能转化为技术的科学似乎就不是好科学。

回看古希腊时期，从第一位哲学家、也是第一位科学家泰勒斯开始，他们就在探索这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这就是人类从哲学与科学结合的角度向世界投去的“第一眼”。有人认为是水，有人认为是气、是火，是一种不能再分割的“原子”，是“无限”，是“数”，等等。

用现在的眼光审视“第一眼”，很多观点都很幼稚、过时，比这更精细、更系统的知识在近代以来得到大大发展。但“第一眼”有非常宝贵的单纯动机，是一种对纯粹知识的渴望与好奇。

所谓“最后一眼”，无论是个体还是人类群体，最后都会告别这世界，来自尘土，归于尘土。到底什么时候是“最后一眼”，谁也没办法预测，有人认为还很遥远。

但现在，可以替代人类工作、甚至可能有了“意识”的人工智能出现了，可以从生理、从遗传上改造人类的基因编辑技术也出现了，其危险性我们根本无法预料。也许，飞速发展的技术会让这“最后一眼”来得更早。

我想强调的是，我们要同时具备“第一眼”和“最后一眼”的眼光。人类内心要有一种警惕，知道自己的限度，在文明的两极把握中道，以人文的眼光对技术进行全盘关照，确立一种比较平衡的心态。 

南方财经：科学与哲学的结合是一种什么状态？

何怀宏：科学与哲学的结合必须在反思的基础上进行，不是庸俗的结合。庸俗的结合就是一种照搬的、教条式的结合，照搬一些现成的理论、教条式的观点，结合科技的具体某个领域，就好像变成了一种指导、一种依托。

哲学的本性是反思，反思就要带着一个比较超脱的、批判的观点来审视，不能局限于某一项具体技术，而要统观全部技术的本性。

AI创造不出有人类精神意味的作品

南方财经：技术发展让生活更便利的同时，也让人有了更强的虚无感和危机感，比如人工智能已取代了部分人的工作，如今更是担忧GPT会拥有自我意识。如何看待这种危机感？在新技术的冲击下，普通人如何自处？

何怀宏：我们确实要考虑自身的立足和长远发展，回避那些可能很快被AI取代的工作，同时要思考如何让自己更具独特性和创造性。

GPT获取知识的能力、计算和记忆的能力比任何个人都强，但没办法获得基于人人身和意识的敏感性，也就不具有人类的那种感情和创造性。拿媒体记者举例，要做得更具独特性、创造性，就要将AI做不来的做得更好，比如现场采访、实地调查、随机提问等。

同时想想，我们到底要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要不断地追求物质财富吗？除了物质，可以考虑更全面地发展自己的精神和素质，在艺术、审美、信仰等方面有更多追求。

毕竟，真正具有创造性的艺术作品，一定还是从精神发端的。提供再多素材、运用再先进的技术手段，AI还是创造不出有精神意味的作品。

南方财经：从克隆，到如今的ChatGPT，科技发展衍生的伦理讨论层出不穷。如何让技术有节制、有边界地发展？近年来，《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等专项政策相继印发，制度性的规范是否为有效途径？

何怀宏：高科技发展一日千里，有些技术不会伤害人，也有些我们现在无法完全预料它们的危险性。

比如基因编辑，如果用于个体的疾病治疗，其效果只会影响到这个人。但如果想通过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来一劳永逸地改造人的智力、性状等，这可能造成原本没预料到的后果，危害性难以估量。

推动技术发展不是目的，应全面推进人类的福祉，尤其是精神的丰富，让人生更有意义。从这个角度看，一味地追求技术发展绝对不是好事，对基因编辑等可能带来更大负面影响的技术，还是要适当加以限制。

在科技领域，目前面临的有国家层面的竞争、公司层面的竞争等等。出于对在竞争中落后、“落后就会挨打”的担忧，人的牟利动机变得非常强大。制度性的规范是一种有效途径，不能说完全奏效，但可以约束一些人不至于越界。

但是，政策法规上的规范远远不够，还要在科研资金供给、技术手段的分享上更加谨慎，并要有相应的惩罚机制。

同时，知识界、文化界、新闻媒体应该更多发声；投资者可以划定一些投资“禁区”，不去投资那些对人类造成巨大危害的试验和研制；执政者则应该从国家层面研究政策法规要怎么具体落实，短期、长远的影响，单面、全面的影响都充分地估计，支持什么、反对什么、限制什么、放开什么，要有一个全盘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