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估值、融资、盈利三大挑战，数字医疗企业如何“活下去”？
近些年，随着5G、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全球数字医疗发展迅速，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3-2027全球数字医疗产业经济发展蓝皮书》（以下简称“蓝皮书”），2022年全球数字医疗市场规模为2110亿美元，2023-2030年将以18.6%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增至8092亿美元。
在我国，随着数字中国建设的持续推进，数字技术在医疗行业深入布局，数字医疗市场规模快速增长。
毋庸置疑，数字化是医疗的未来。“不过，数字医疗主要以服务和卖药作为收入来源，由于医疗的刚需性和线下服务的可靠性，线上医疗服务收入的规模虽然在持续增长，但获客成本始终高昂，至今都缺乏能持续盈利的公司。”医疗战略咨询公司Latitude Health创始人赵衡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即使在2023年大幅削减成本的情况下，大部分数字医疗公司仍然持续亏损，只有少数公司出现了单季的盈利。
在赵衡看来，数字医疗受到疫情推动，获得了较快增长，但之后逐步回落，市场并没有想象的那样有替代效应，逐步变成了现有模式的补充。从总体上来看，数字医疗的高估值在2021年之后已经终结，盈利而不是营收成为考核数字医疗的核心指标。未来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大公司裁撤数字医疗部门以及创业公司的撤出，这意味着市场出清还在持续，数字医疗市场的底部还远未到来。
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合伙人王宏志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数字医疗目前在我国发展并不是特别成熟，推动数字医疗发展要提高患者认知，同时也要通过相关政策调整利益机制，让患者、医生等各方在其中都能真正受益。另外，开展数字医疗也要找准切入口，找到合适的疾病是关键。
估值下降
此前在新冠疫情期间，数字医疗市场获得高增长。不过，随着需求回到线下，线上问诊和治疗的需求恢复到原先水平，数字医疗的估值呈下降趋势。
其实与所有互联网领域一样，数字医疗的高估值来源于高增长，但从数字医疗龙头Teladoc的2023年财报和2024年的业绩预测来看，数字医疗的高增长时代已经结束。
根据财报，Teladoc在2023年营收26亿美元，比2022年的24亿美元增长了8%。这是自从Teladoc上市以来，营收增长首次低于10%，同时，Teladoc对2024年营收增速预测只有5%以下。
赵衡认为，现在看到的数字医疗在2020年-2021年的高增长是未来5-10年的顶峰。Teladoc所面临的增速大幅下滑的问题对所有数字医疗公司都适用，这是一个不成熟的市场被疫情快速催熟之后的必然趋势。无论是企业付费还是保险付费，会员费和单次问诊的费用都是固定的，由于会员增速降到个位数，可以认为这一市场已经完全成熟，只能依靠提高客单价来推动增长的模式。
如今，数字医疗公司的估值类比于传统医疗机构，不再以科技股进行估值。与之前10年在科技股高歌猛进下的高估值相比，数字医疗的估值已进入市场底部。
“在缺乏成长性的前提下，数字医疗又始终无法盈利，数字医疗的估值只能寻找新的底部。数字医疗的高成长性不再存在，给市场的想象空间也消失了，估值下降到类似医院也就不奇怪了。”赵衡表示。
不过，与医院不同的是，数字医疗在高增长性终结之前还未成长为大型公司，由于无法再按照成长股来估值，自身营收又无法持续规模化增长，整体的市值必然面临长期低迷。
虽然受到高基数和用户习惯的影响，在线问诊的使用率仍远高于疫情前，但数字医疗领域的市场出清仍在继续。比如日前，美国最大的健康险公司联合健康及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宣布关闭数字医疗部门，对此，赵衡表示，数字医疗的需求在2021年达到顶峰之后开始衰落，但之前的投资所带来的供给却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个市场，从而产生了明显的供大于求。
另一方面，数字医疗公司的各项成本在持续上升，这导致了已经持续亏损的数字医疗公司始终无法扭亏为盈。对于持续亏损的公司，市场已经无法给出高估值，依靠其进行融资或讲故事的可能性也已经不存在，这也是大公司开始大规模撤出数字医疗领域的原因之一。
“从美国市场来看，市场出清先从低营收高亏损的公司开始，逐步向高营收高亏损的公司蔓延，现金流耗尽是这些公司最终清盘的主要原因。”赵衡说。
政策推动
从数据上看，我国数字医疗仍处于发展初期阶段。上述蓝皮书指出，从我国数字健康在医疗健康支出的占比来看，2018年以前渗透率不足3%，2021年增长至5%左右，渗透率仍待提高。
“目前来看，数字医疗在我国发展得并不是特别成熟，更多的可能是行为干预、心理干预，但这些在我国目前开展得并不是特别普遍，另外，数字医疗在付费方面也缺少相关支持。”王宏志表示。
虽然《“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十四五”规划确立了信息体系建设和智慧医疗对于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意义。但是健康生态系统的广度和复杂性意味着它很难由单个实体医疗机构所建立，而通常由整合了产业链上下游多个业务的平台型数字健康服务商所促成。目前，国内的信息化体系建设还存在诸多痛点亟待解决。
我国政府其实也在大力支持数字医疗行业创新发展，比如《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意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等强调加快培育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互联网+医疗健康”，建设面向医疗领域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加强健康医疗大数据共享交换与保障体系建设。
根据动脉橙数据的不完全统计，从2022年12月1日至2023年12月22日，我国中央政府在这期间发布了66条与数字医疗相关的政策，包含了该领域的方方面面。
对于如何进一步提高数字医疗的渗透率，王宏志认为，目前全国有几个地方在试点医保门诊统筹按人头付费，这是一种探索。另外，按照现有经验，糖尿病和高血压等一些疾病非常适合数字医疗，对相关患者进行饮食干预和运动干预的效果最为明显，但是需要相关政策调整其利益机制。比如可以采用家庭医生签约配合医保按人头付费的方式，并在此基础上用数字疗法，医生可以通过可穿戴设备实时监测患者的情况，患者依从性也会更高。
这不仅仅利好患者的健康，也有利于医保基金，因为其与DRG/DIP一样，结余是留用的，在开展数字医疗的过程中会降低用药量，结余的钱可以留一部分给医生。“在这样的机制下，开展数字医疗是有需求的，也是有效果的。否则，如果没有医保付费方式的配合，也没有单独的定价，各方也没能真正感到受益，这个事情就会很难推进。”王宏志说。
此外，开展数字医疗要找准切入口。普通疾病如果做行为干预，见效其实是很慢的，所以找准合适的疾病是关键，比如相关实验已经证明对糖尿病进行行为干预是绝对有效的，既有利于患者健康，也有利于医保资金。
逆势增长？
在数字医疗的投融资数据方面，根据《2023医疗服务年度创新白皮书》，2022年12月至2023年11月，我国投融资事件共109起，其中上半年，即2022年12月1日至2023年5月31日共有73起，累计完成融资36.993亿元；下半年仅有36起，累计完成融资21.635亿元。由此可见，资本市场在上半年明显比下半年火热得多。
从整体的融资轮次看，A轮融资事件最多，共44次；其他轮次和天使轮分别为19次和17次，分列二、三位；B轮融资事件有14次。很显然，我国数字医疗企业大部分仍然处于中早期发展阶段。
“虽然进入市场底部对习惯于高估值下发展模式的投资人和从业者都有着很大的冲击，但是，进入底部让市场不仅对预期更理性，也让市场份额出现重新分配。”赵衡说，长期来看企业布局数字医疗还是有机会的，因为数字医疗本身就是医疗服务的一部分。不过，短期内找到新的机会可能并不容易。
其实市场在触底之后，特别是在出清的过程中，在数字医疗领域早有布局的产业链公司也会趁势扩张。由于产业链公司实力雄厚，不存在现金流的困境，对行业内原有的公司会造成一定的压力。当然，产业链公司能否扩张成功还要看其自身的资源整合能力。如果产业链公司不具备上下游整合能力，即使进入市场底部的行业也很难获得机会。
“在融资困境下，数字医疗公司只能持续做减法，通过压缩成本和关闭烧钱的产品线来减少亏损。亏损收窄有助于数字医疗公司恢复到常态化的发展模式，能够逆势增长的公司将在未来率先走出市场的底部，但目前还看不到趋势变化。”赵衡说。
麦肯锡《亚洲医疗保健的未来：数字医疗生态系统》报告认为，亚洲正在为数字健康生态系统铺平道路，潜在的生态系统有关方可以通过采取大胆的战略行动来创造价值。此类生态系统旨在通过整合三个关键“组件”，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环境中无缝地提供正确的护理：一是跨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提供商网络，二是利用行为、社会和健康等相关数据分析患者需求，并选择合适的健康服务提供者的智能系统；三是使数据、见解能够在健康服务提供者之间流动的技术主干。
此外，也有医械高管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从一个技术变成一个产品，面临很大的挑战，其中之一就是监管的挑战。自2020年以来，政府引导性文件陆续出台，对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产品和服务，提出了更加明确的指引，包括注册证的获取标准，申报方式等。另外，医疗人工智能收费项逐步加快落地，市场购买意愿日趋加强。在全球这一趋势下，对数字化疗法如何进行监管成为一大挑战，特别是以软件为基础的一个产品，面对互联网企业软件的不断迭代，而所有的迭代都要经过缜密的验证，甚至要再确认再注册对企业造成的影响。这也要求监管部门思考如何界定数字化疗法的产品。
因此，对于互联网医疗企业，如何在业务模式上做到与其他同行业企业的高区分度，以及如何保障在政策上的营业合规性，是众多布局者需要考虑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