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全国政府引导基金在规模急速扩大的同时,由于人员和队伍建设、管理机制的一系列问题,产生了很多对政府引导基金效率的疑问。

   2017年6月15—18日,“2017(第十九届)中国风险投资论坛”在广州香格里拉大酒店隆重召开。本届论坛由民建中央、广东省人民政府、广州市人民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科学技术部支持,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民建广东省委、广东省金融办、广州市金融局、广州市科创委、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深圳市金融办、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证券时报社联合承办;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广东省科技厅、民建广州市委、广东省风险投资促进会、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广东省创业投资协会、广州股权投资行业协会、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创业投资同业公会、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研究会科技金融税收促进专业委员会、广州南沙开发区(自贸区南沙片区)管委会、广东金融高新区管委会、黄埔区、广州开发区、深圳市众合瑞民产学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锂财富、上海国际创投、无极道控股集团、上海盐商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创投小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佛山千灯湖创投小镇共同协办;深圳中投风险投资研究发展有限公司、广州中投风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具体执行。

  6月18日上午,以“政府引导基金的爆发时代”为主题的专场论坛召开,由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蒋玉才主持,演讲嘉宾有粤科金融集团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汪涛,汉能投资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宏,湖北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海。艾媒网作为合作媒体,受邀参加了本次论坛。

  以下为本场论坛实录:

  主持人蒋玉才: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探讨一下政府引导基金目前的一些管理的热点。也非常高兴向大家介绍广州的领导对这次政府引导基金专场讨论非常重视,非常用心。向大家介绍一下出席的广州市领导、广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温国辉先生、副市长陈志英先生、秘书长叶牛平先生都到场。

  这次2017(第十九届)中国风险投资论坛在广州举行,广东省政府、广州市政府非常重视,广州市领导对政府引导基金的讨论非常重视,市长和副市长都来参加。我叫蒋玉才,是深创投的副总裁,在深圳管理政府引导基金有7年多时间。

  企业的融资更多从间接融资转向直接融资,就是原来银行贷款转向股权投资为主。那么政府对企业的扶持,跟政府引导基金的扶持是从直接转向间接,原来企业的融资是直接性的经过评审和审批,对股权投资、创业投资的扶持和参与也是从直接逐渐走向间接。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高交会在深圳举行,当时全国各地政府为了促进创新创业,尤其是在中央的鼓励下,政府都认识到了创业投资的重要性,当时政府对于创业的投资,就是直接出资成立投资公司。所以深创投、上创投就是政府直接出资参与的创业投资公司。

  经过了几年的实践,深创投到目前来说做得相对来说比较好,但是政府直接出资参与设立的创业投资公司实际证明效果并不是非常好,因此2005年到2008年左右,由中关村、苏州元禾开始了政府引导基金的初步探索。深创投在那个年代开始,2007年左右逐渐将业务由深圳拓展到全国,和各地的政府合资组建创投、基金公司。政府从直接参与设立创投公司到和创投公司核准创投基金,这应该是政府引导基金的1.0版本。包括苏州元禾,这也是深创投比较成功的特点,国务院下达通知鼓励政府创办引导基金。

  2015年随着管理体制的变化,我们政府从国务院到政府对政府引导基金利用社会杠杆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到实体经济当中,通过专业的股权机构把资金和资源以市场化的方式使用分配下去。得到了充分的认可。因此2015年开始,全国的政府引导基金得到了极速的扩大和膨胀。深圳市给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在2015年将原来的30亿创投引导基金改建为一千亿的投资引导基金,创投的定义也取消了,我们领导想加一个产业引导基金,因此我们现在的引导基金就是一千亿的深圳市政府,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当然我们管理的模式是委托给了创新主管。

  全国政府引导基金面临急速规模扩大的同时,由于人员和队伍建设的问题,由于管理机制的一系列问题,产生了很多对政府引导基金效率的疑问,我也经常听到这些疑问。所以今天我们有幸和几位嘉宾一起探讨一下或者是回答一下,分析一下我们政府的引导基金所遇到的问题。也希望在座的领导温市长或者是其他嘉宾和我们一起互动。接下来有请汉能投资的陈宏董事长、粤科金融集团董事、总经理汪涛、湖北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海。

  我旁边坐的是广东省粤科的总经理汪涛,他们在政府引导基金方面做了很多有利探讨。

  汪涛:粤科集团是最早的国有创投机构,成立于1992年,是国内最早一批从事专业的VC的专业投资机构。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2000年成为省政府授权晶莹的第一批国有企业,2012年改名为粤科金融集团,也涵盖了一些业务。我们的定位要打造成广东省科技金融产业融合的一个主渠道、主平台、主力军,助推广东科技企业的发展,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产业转移,也完成政府的目标。

  目前我们在管的规模,创投板块这一块,我们大概管了30多支基金,总规模400亿左右;政府引导基金方面,也是比较新的题目,我们目前承接了六支政府引导基金,规模80亿左右。我们希望母基金层面实现三倍的扩大,然后子基金投到项目里面,按照政府原来的目标达成十倍左右的放大,现在也要看到形势以及实际情况,目标有调整,最近省里面也做了相应的改动。等一下进行具体的介绍。谢谢大家!

  主持人蒋玉才:谢谢汪董。吴总是湖北省政府引导基金的管理平台,接下来请吴总介绍一下他们管理的政府引导基金的情况。

  吴海: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吴海。我们2014年划省里面直管,我们整体来讲,我们公司整体的发展、金融股权投资、创业投资的行业,也是得益于跟广东的投资,粤科以及深创投,很早包括项目以及资金的合作。2008年我们做政府引导基金的时候,第一批基金就是跟深创投合作的。

  到现在为止,我们整体主动管理基金规模大概是200多亿,40多支基金,人员100多人,上市16个公司。今年我们投的一个上市企业是我们广东的机器人的一个公司,我们有广泛的合作。接下来介绍一下托管政府引导基金情况,2015年基金大爆发的时候,省政府有知识产业发展基金以及政府引导基金等五个交给我们管理。通过引入技术等等的方式来进行技术的发展,希望今后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合作。谢谢大家!

  主持人蒋玉才:谢谢吴总,陈宏董事长是政府引导基金的申请者或者是使用者,他的角度可能会有一些不同,请陈董谈一下对于政府引导基金的需求。

  陈宏:我们这个汉能是在投资行业的,我们的商业模式,是投行加投资,有一点像黑石,我们有14年的历史。我们主要是帮助新经济以及互联网消费升级,每年的交易额几十亿美金到百亿以及千亿,这个是我们的宗旨。第二是投资的部分,一个是早期基金,还有一个是后期基金,汉能创投,这个得到了非常多的引导和支持,才得以壮大。后面一块就是五个亿、十个亿上,就在不断地发展。

  主持人蒋玉才: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情况,深圳市政府2010年成立30亿的创投引导基金,2015年成立了一千亿的引导基金,管理模式就做了一个调整,由原来的创投引导基金,设置一个事业化单位——创投办。其实引导基金公司是注册一个国有财政的公司,管理权是深创投,我变成了深创投的雇员,以深创投的名义接受政府的委托,管理政府引导基金,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考虑利用深创投的庞大队伍资源,实现有效的激励机制来利用深创投的财务、风控等相关的后台进行综合性的管理。

  管理政府引导基金酸甜苦辣都有。一开始对政府引导基金的定位和方向非常好,政府引导基金就是商业化运行的母基金不以盈利为目的。利用财政杠杆吸引社会资本通过专业管理投资机构去扶持实体经济,因为政府引导基金来源财政基金,要有政策目标和风险控制的问题。我作为引导基金的具体管理部门和引导基金的申请机构经常打交道,国家定义的政府引导基金希望按照市场化运作,但是每次决策,市政府的相关部门,各参与部门往往都是站在自己的管理角度,当然也不是有错,他们更加宏观一点,往往提出不可操作的风险问题,把风险控制和政策目标放到了首位。

  政府引导基金是吸引带动社会资本来扶持实体经济,假如说你把主要的目的控制风险或者是回报或者是政策目标放在前面,你怎么来吸引别人呢?有的引导基金还想把别人吸引来了,自己先走,这就是忽悠。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作为实际的管理者一直在和政府各个部门的人沟通、解释,说我们吸引社会资本来,要尊重和考虑他们的合法权益和诉求,才能把别人忽悠来,一起扶持实体经济。所以这个在政策目标,包括各地的发展情况,包括一些偏远地区,要我们深创投我们投资,他们出资百分之二三十,要我们出70%给他们,就是管理的问题。如何制定一个合理的政策型需求?并能够带动社会资本进来?请汪总来发表您的感想。

  汪涛:我非常同意蒋总的观点、政府引导基金发展是一个过程,最早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发了一个文件,当时提的一个词叫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科学管理防范风险,是提到防范风险。引导基金政府很大的就是要把本钱收回,有的是直接把政府放在优先级,当然也可以引导社会基金,目的还是在,但是效果还是会打很大的折扣。因为本身结构上跟政府引导基金的初衷还是有一点出入。2011年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在指导原则上做了调整,把“防范风险”变成了“鼓励创新”,突破了人的限制,包括政府引导基金结构性安排没有说要收回本钱,而是与社会资本共同作为股东,风险共担。这是第一。

  第二,鼓励创新方面引入了价值发现和价值创造的贡献。就是说在收回本金里面,收益里面给我们的专业管理机构提出了20%的比例分成,这个也是2012年鼓励创新知道原则下的一个突破。政府制定部门对于政策的调整也是实践当中不断加深认识以及不断加以创造和改革。政府本身也是在管理创新。包括广东省人民政府,最近也是以省人民政府的名义发了一个关于加快促进广东创业创新发展的方案,对于去年国务院关于落实创业投资实际发展的一个实施办法。

  其中对于这里面的一些原则进行了改变,对于原来放大的比例,原来是广东省政府的比例希望可以达到1比4放大的效果,后来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1比4的引导规模难度比较大。真正如果按照1比4的话,本身政府引导效能的作用怎么体现引导也是一个问题,也是一个突破。另外对政府出资这一块,收益部分也是做了一个让利给管理人和其他的社会投资方,这两方面都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省政府也是不断总结政府引导基金出现的问题,不断加以完善,使政府引导基金真正能够更好地达到引导社会资本,鼓励我们创新战略的实践,这方面做了很多不断的改进。

  主持人蒋玉才:政府引导基金设置合理的政策目标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政府引导基金的出资是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但是这个政策目标是必须合适的,你不合理,你一厢情愿,十倍放大以及百分之百投资到本地,这是不可能的,别的社会出资人和优秀的投资机构不会来参与。也曾经一些西部地区提出了很多的要求,我们深创投一看,这个要求达不到就不去了,就起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目标。

  有了政策目标和要求,限制了这个基金整体的盈利能力,对他的盈利投向做出了限制,政府引导基金就必须要有相应的激励机制配套,抵消对基金整体运作的影响才是合理的。但是往往政府在让利的时候应该是遵循符合市场化原则,其他相关部门和个别的领导就会有政府为什么要让利?所以有一些不同的争论合理解。陈总对于政府引导基金的目标以及激励机制方面有什么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

  陈宏:这是我们实际过程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有一个观点叫政府引导基金始于规划才有贡献。始于规划,这个政府引导基金的规划既包括各地政府部门的规划,也体现在我们引导基金管理部门设立十五过程当中对于落实的问题,是两个层级、一个目标。

  我有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引导基金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我们引导基金是为整体的地方的产业发展目标,总的服务和当地的资源禀赋以及相结合的条件吻合。这个过程当中不可能违背市场规律凭空造一个东西出来,这个过程只能顺势而为,生物医药是申报基金里面非常集中和踊跃的方向,我们政府部门就会说你怎么搞这么多基金?能不能集成一下?能不能一口气搞一个一百亿生物医药的基金?我们说这个事情,生物医药在这个时点的爆发是与我们省委省政府从2006年开始的生物产业发展的总体规划是相结合起来的。因为湖北的高校很多,整体的资源禀赋很多,那个时候省委省政府就把这个作为重点产业,并且在开发区设立了生物城,由政府先期进行固定资产投入,建成公共实验室,有一些公共的设备都在那里建好。从2006年开始规划,2007、2008年开始建设,到现在已经十个年头,一批企业从小到大发展起来了。

  如果早期我们股权机构投的话,就风险很大,很多不确定性,你那个时候让他去投是不可能去投的。到了2016年这个起点的时候,整个企业经历了前三年死亡期,然后到发展期,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大量的动员,只需要披露情况,那我们的投资机构就会在这个地方进行投入的时候会有收益和倍增目标,自然而然就会到这里聚集。我们要做的事情来讲的话,就是将这样的一些项目、一些情况,向我们的外来投资人,因为很多外来机构可能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们向他披露这个情况,同时也自然而然达到了我们政府发展的目标。

  也就是说,规划先行,一定是根据我们的节奏来做。同时像我们的襄阳,它沿着汉江有传统的汽车产业的配套,在这些地方布局。宜昌就是生物制药这个方向走,我们根据不同的地方进行不同的痛点分布,这样在规划上就会更好。这是第一。

  二、关于政府补偿的问题。我经常在跟我们的合作伙伴讲,我们的省级政府引导基金,我们的政策性目标通过市场化表达方式来表达,我跟我们的合作伙伴说申报是一个传统,更多理解为邀约。大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操作,我们在做这个办法的时候,我们只有一种方式,因为我们一些体会来说,太多的选择在后期面临审计各方面的时候没有办法操作,而且我们的基金有一个长期的特点,很多年才可以兑现。到他兑现的时候,也到下一批领导要换届,如果有太多的方式,就没有办法实现。

  我们在做的时候很简单,我们基金的时候规定了让利的对象和方式,什么意思?跟我们一起做基金原来的合伙人以及头的合伙人。就是谁承担风险就是我们让利的兑现。还有三年内可以原址回购我们,然后五年以后就可以脱身,相对保障我们运作。后面还有一些面对天使期、早期补偿的问题,更多是各级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通过补贴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就会更多了,充分企业运作的时候,政府在这方面存在着一些障碍,这中间是我们的体会。

  主持人蒋玉才:我在政府规划部门工作了28年,政府规划的时候下达目标。广州市的领导在这里,规划往往是收集各个行业都需要发展的,但是都是好的设想具体联络很少,你给我提一个规划,生物医药设几个基金多少规模,然后互联网多少规模,然后我说领导,这不好说,我们既然是市场化运作的政府,我们听市场的,有一个大概的方向就可以了。有基金管理公司,实现你的杠杆和放大他的作用,我们只是在让利的激励机制做这些。如果你要我给你定下很详细的目标,生物医药基金几十亿,这个不太可行。所以说,政府设立政府引导基金的规划必须要慎重考虑,不能太具体,还是要看市场机制。

  吴总讲到他们的激励机制,提前退出奖励。我们深圳市政府引导基金这个方式在设立之初考察了各个地方,我个人认为,这个不是特别好。你只是解决前几年的资金需求。几年后,他的管理团队收购了,很难找别人来做,运作得不好,就更加大风险。最后政府引导基金很难出现持续的增长。我可以拿钱再去参与更多的引导基金,但是政策目标很难落实。当初我们设计的方案,政府引导基金既不优先也不落后,市场化是一样的,只是退出以后根据他的表现,根据你的综合基金的投资回报情况,除了给予市场化的20%给管理团队,接近收益的80%。

  接下来请吴总介绍一下他们作为政府引导基金的体会和要求或者是一些希望。

  吴海:政府引导基金使用的情况。还有引导基金的情况,还有LG和GE的问题以及市场化的问题。因为这个取决于管个引导基金能做好最重要的原因。汉能一开始是美元基金,人民币基金是2012年新市,这个基金当时去找LP当时出了社保之外,就只有政府引导基金。如果中国没有一个好的LP环境,人民币基金做不来。那个时候所有著名美元基金跟当地政府作为最主要的LP成员,就是不到6亿人民币。三个地方政府参与,一个是中关村引导基金,重庆引导基金以及南京引导基金,导致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做了一个母基金在里面,然后后来组织了重庆和北京都是这样,我们刚发现回馈一下。

  我们北京和南京这些都做得很强,新经济里面,比较强,所以第二基金做得时候又是很多地方的参与,中关村、重庆、这个时代到今天,有很多社会化的母基金,就是投资了我们,我们的融资变得稍微容易了一点,社会化的母基金是可以进入的。现在人民币起来的时候,都是起源于市场的引导基金,我们应该要感谢市场引导基金们。

  成长以后,对于引导基金非常专业的团队,深创投、中关村以及国开行,出了很多专业性国家型的母基金,他们做事的方式已经完全市场化是一模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的想法在新的投行出现的情况下向他们学习。现在主流的大基金就是产生了GP和LP对量。10%的基金赚了90%的钱,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现在你给一个企业不仅仅是是钱,而是资源、行业的理解才能帮助一个企业的成长,要不然很难成长。

  在这种情况下主流经济遇到什么问题呢?就是你让他跟当地政府去注册一个基金,注册一个公司就管多一个公司,就要多一个备案。手续很复杂,他不缺钱,就直接找母基金,有一些像中心,他们也是几百亿的规模。所以很多就是找这个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当地的企业,如果他本身得到了中国最优秀的投资,现在做一个企业,以前我们看企业的规模、团队、市场份额就可以投了。

  所以投资人对企业更加重要,如果二线城市没有投资人的帮助,一般的企业是帮不上。我们投了一个沪江网,就从区域的培训公司变成了全国最大的在线,我们就是可以进去指方向,把BAT产生流量,如果没有这样的资源就过去,我们就不注册在这个地方,其实反馈有一些利益就很重要。有一些著名的GP就是看你管理人,派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要求,你在深圳放三倍都没有问题,因为机会多。如果每个地方能在2个数据,我非常离开数据,就是要把钱投到我的企业,实际上帮我起来就最重要的,就把整个经济带动了。阿里巴巴在杭州,让外国人知道杭州的存在。有一个建议,可以学习深创投一样,你要求一个投资在这个地方没有问题,但是注册地进行选择性,有一些GP就选择一项,有一些GP就是两项都要。

  最后讲一下奖励机制的问题,我们这个行业招人非常难,世界上那么多人,招那么多人。我们公司校招,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我们招了5个省状元,其实我们这个也有一个经验,我们跟一个国有企业的GP也做过,我们总经理没有留下来,因为我们老在鼓励,那个国有企业的体制通不了。所以你想一想,如果有一个LP他的奖励机制就是做好做坏跟我没有关系,五年后的事情,忙活什么?他可能没有那么拼命,半夜三更跑这个会议从19个小时跑过来,我们成功跟这个息息相关,能不能寻找一种方式,使我们做政府基金的这些团队,在整个的回报上也有奖励?

  股权奖励,那你就在投资汇报上给他一部分,因为大头还是国家拿去了,这个区别跟这个东西能不能成功跟他至关重要,跟他个人经验非常成功的时候,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这个是我觉得应该去探讨的,政府的引导和关注重不重要,非常重要。我是发起人之一,每年IT领袖峰会,都会在深圳举办,我觉得温国辉市长您也参加过IT领袖峰会,深圳和北京相比,因为整个基金大部分在北京,互联网创业60%、70%在北京,接下来就是上海,然后现在深圳和杭州起来了,如果你要把一个地域里面的企业做强做大,生态环境一定要好,一定要创业者,没有创业者钱再多没有用。

  第二,一定要好的政策体系,政府可以制定。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基金弄过来,没有基金,创业者老去北京弄钱,不一定可以见到好的GP,在这种情况下,深圳这几年肯定在GP、LP,特别是GP的成立和支持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这次我们到广州来,看到政府,特别是昨天晚上,有各种各样的计划以及各种各样的基金,如果在设立的时候能够稍微刚才我讲的建议,能够灵活一点,第一就是跟最优秀的GP合作的时候,稍微在注册点或者是各方面灵活一点,投资肯定没事。

  另外一个就是在吸引政府引导基金的时候,可以吸引更多人才进来。事实证明,我们这个行业是人才之战,招到了好的人才和好的环境。网易总部在广州,网易出来创业很多人都成功了,但是他们没有在广州创业,所以广州有很大的机会,这次来希望跟我们同仁们共同探讨,把整个生态环境打造得更好。谢谢大家!

  主持人蒋玉才:谢谢陈总给大家的分享。说起来,我实际上的角色两种身份,以前我纯粹作为政府引导基金的管理者。现在一方面作为政府引导基金的管理人,受市政府的委托,一方面我还以深创投的一些业务进行分管。我现在是即是GP,又是LP,所以我的感触会更加多元化和全面。

  作为一个基金,市领导在这里,基金投资企业与股权投资方式目标是企业上市,它不光是金钱、资金,不光是对企业的帮助,实际上它和政府的目标,真真正正是完全一致的。一直在哪里?投资企业目标是上市,首先要求企业要规范性运作,要规范性多缴税,要规范性管理。所以说,各地政府现在都把鼓励企业上市作为主要的一个发展目标。你靠政府外部的监管,有时候很难的。假如一个企业老板,你不以上市为目的,从内心想去偷税,靠政府监管很难很难。你知道股权投融资机构,把它引到上市的大道,他都作为正确好的企业家认真向政府多做贡献。所以政府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创投机构的发展,鼓励股权机构的发展确确实实是非常有效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对创新创业有利的触动。

  另外一个问题,我在各种场合碰到各种疑问,政府引导基金这么多,政府引导基金的扩大,现在有几个数字全国上万亿,全国几万亿,会不会影响了社会资金的进入?我说,错的,恰恰是由于政府引导基金的参与,才能更好的更多的引导社会资金的投入,因为我们政府引导基金参股了一堆,在每个基金里面就是20%、30%,另外70%、80%都是需要社会资金的参与,由于政府基金的参与才能更好带动社会资本的参与。这是一个观点。

  社会资本的参与,是和政府资金一起来监督基金管理人,社会投资人也是真金白银的。我们政府部门要知道,吸引一个社会资本投入到一个扶持创新创业当中也是很难的,所以他和政府的出资一起来投资到基金里面,既是对基金管理人一个共同的信任,共同的挑选过程,同时政府引导基金的参与也是保障基金规范运作很好的方式。因此政府引导基金也是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很好的促进方式。所以政府对股权投资从最早设立创投机构到单个设立创投基金以及创投母基金的方式。

  我想让大家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2015年底,国务院常务会议,在总结了国家发改委新型产业创投计划做出了非常大的肯定建议以后,李克强总理鼓励各地政府要大规模设立,在中央层面上要放大引导基金的规模,但是在国务院常务会议,晚上7点钟新闻联播上,文字打出来特别强调政府引导基金一定要以市场化的方式运作。李克强总理专门强调引导基金绝不能成为任何一个政府部门的钱袋子。

  说得这么白的话说在新闻联播的大字里面说得是非常醒目和具体的。但是实际运营过程当中,由于各方面体制的问题,对于引导基金的管理确实有很多不同的模式,不同的具体方式的探讨。刚才陈总也讲到了需要对政府引导的管理采取激励体制。深创投管理政府引导基金单纯的收益很低的,市政府有指派性的,你是我们深圳重要的国有企业,你有责任和义务替政府管好引导基金。在各地的政府引导基金管理过程当中,有几种不同的模式,有的像原来成立一个专门的事业单位,事业法人的方式进行管理。每一种方式下都是根据各地的引导基金的发展和产业的发展情况,我也想请汪总谈一下政府引导基金管理方式,政府的委托和授权以及激励的一些方式的感受。

  汪涛:省里面的政府引导基金相比深圳来说是比较滞后,我们现在理解新常态,就是每个经济速度由原来的高速转为中低速,我们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是一个问题。经济结构要转型升级以及新动能的转化,怎么把创新发展战略作为核心战略来驱动。要达成这些目标,就是你升级转型也好,创新型也好,没有资本的聚集和资金的支持的话,地方政府也是很难作为的。但是要把正确的钱怎么用好,按照传统的模式确实有很大的不足。

  政府部门是站在宏观的角度,但是微观就是市场对接,项目发现具体工作当中要通过专业机构来运作的。政府有行政引导,怎么通过专业投资机构市场化的运作来发展市场目标,大家谈得很好,我很同意。在制定政策具体的实施当中,我们有一些要不断改进和完善。

  刚才提到比如说放大的倍数,政府初衷是想希望更多的社会资本通过政府引导吸引到当地发展,大家都想能够更好促进当地的发展,但是这个要根据当地的产业,经济条件以及企业实际情况,有一些基金不能一概而论多少倍多少倍,这是一个指引性的东西,具体要通过专业机构和市场专业对接来确定一个实事求是符合当地发展水平和能力的一个合适的引导倍数。

  在基金的管理上,更多是产业投向和规范方面有指导性的办法,具体的基金运作以及项目的审核以及报批方面要充分信任受托管理机构的专业能力和专业判断。现在实际上市场化的专业机构本身很规范,本身要接受市场检验的,如果管理机构没有完善的管理制度,没有一个成熟的专业人才队伍的配套的话,估计他在市场上也站不稳脚跟的,所以我们政府在大的政策制定以后,具体的运作还是要由专业管理公司进行具体的运作,不要设置太多的联席会议审批,甚至有一些省里面要有好几个省长来审批,如果我们推荐上去,领导比较忙,一两个月过去了,很多市场机会也会错失了。所以这个也要在今后政策制定的时候不断完善。

  主持人蒋玉才:好的。谢谢汪总的介绍。吴总,湖北省科技引导基金委托你们管理以后,对你们的管理以及政府的审批有一些什么具体的要求和指引呢?

  吴海:应该说我们湖北的引导基金来说,整体的运作来说,我们自己感觉到各方面还好,就是说我们的引导基金为例,我们引导基金里面所有的受理、评审以及竞调之前所有的程序都是由我们自己完成。这个是政府部门进行放权,然后的话,我们的投选机构有一个决策委员会,就是财政厅下面,提交给他们,他们就会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应该来说,整体来说还是比较的顺,接着您刚才的话题来说,我觉得有一个,你刚才讲了不同的方式。包括有法人和国有企业,还有是地方平台,还有混合所有制的商业化的实体。我认为,刚才陈总也讲到了,因为事业法人是原来事业的状态,没有办法进行激励。而国有部门可以激励,这个里面更加重要还是我们本身基金中间制定的具体政策是不是按照市场化的方式来做?这两个角色没有问题,钱是政府的钱,在我们具体的方向设计上,运作规则上是不是按照市场来?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主持人蒋玉才:好的。吴总做了一个介绍,我想帮他延伸一点说一下,说得不对的时候温市长可以补充。中国政府的决策做产业政策和规定的时候,往往把这个条件制定得比较宽,符合条件的申请以后,政府部门不放心。具体的产业部门接受申请以后,还要再经过层层的审批,其中甚至还有专家的评审。一般的我们政策决策都是这样,但是呢,我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国外我考察过一些,真的不是这样,他制定出一个政策来以后,是一个非常具体公开透明的条件和门槛,具体的受理部门马上就可以决策。你决策了,你就承担责任,最多后面有一个附和,议会或者是政府领导只是确定办法,我就制定一个公开透明、标准的条件和资质,你符合条件我就给你,不符合条件,一线的审查人员你敢放过去,最多就是附和,你就承担责任,领导不承担具体的角色,这是公共政策决策的东西。

  说一句玩笑话,有一些制定政策的时候,往往这是正向的,反向的也是这样,制定一个政策,大家都容易犯规,但是一般的也不去处理,谁犯规的时候,我偶尔想处理就处理。政府决策的时候,你不公开标准规范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决策层的问题,我是从市政府转到深创投,反过来接受政府的委托的时候,我也给市政府强调,我们现在的角色,就是市政府有一个引导基金管理办法加一个引导基金实施细则加财政对我们的授权委托,我们就是和财政委以及市政府对申请政府引导基金的单位制定一个指标体系和要求,我们去做尽调以及决议。按照这种办法,我独立做的决策,然后财政委符合和经办人员复核就行了,不需要再进行讨论。

  佛山市政府引导基金也是交给深创投管,东莞的引导基金业在我们管,广西省也在探讨要交给我们管,我们管的权限在哪里?有没有管理的条件?最后报政策,政策的决策反而是最难的,我们现在常规性的做尽调和决策,特殊性超出了引导基金的实施细则,然后管委会,超出了某一些管理办法的话,我就要报政府常委会,市长要参与决策。超出一些特殊的东西报政府决策,正常来说,我们现在市长和副市长,轻易不要报我,你就按规范化、市场化、透明的要求去挑选合格的基金管理人,你搞一些不太符合条件的,你报给我,靠什么决策?当然有一些特殊的招商引资可以特殊的方式来。但是特殊的少,这就是引导基金管理我认为目前比较符合的。

  当然我们管理体系和管理习惯有关,领导觉得不放心,交给下面人决策,决策错了怎么办?他负不负责任。但是延续国外通常的管理理念,你把条件、资质规定非常明确的话,当然可能不尽完美,有极个别也可能完全没有符合你政府的政策导向,但是比你层层后续的审批所带来的效益和效率的降低,我觉得更加值得。你只要把条件规格制定清楚了。最多后面加一个监督的人,就够了。

  我们在初期的时候,也曾经报了一个项目,报给深圳管委会审批,有一个部门的领导说我不签字,我不懂这些东西。他们决策的东西,让我来决策,让我签字承担责任,我就不承担责任,就公开在讨论会上。我们领导召集管委会负责人,他说我不懂我不签字,后来我们就说你实际上对我们所做的工作符不符合你的办法要求和那些规定,你来做出一个判断。所以后来就是原则上那个也不判断,交给财经委来判断。

  现在我们的工作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直接,假如说我的工作出现了一笔我审批出去没有按照规定的要求审批,我就承担责任了。而且我是国有企业,我是有你的监管体制在那里,而且还有财政委的复核,整个国家行政体系产业政策的管理都有观念改变的需求。

  另外一个方面,我还讲了一个对引导基金管理比较重要的方面,就是怎么样考核和绩效的问题。深圳市政府引导基金可能也比较显眼比较突出,我们一般尽量不去做宣传,但是财政部是知道,审计署是知道的,成立一年多,我接受了好几次审计署的检查,检查我们审计署以及专员办以及深圳市审计局,就审查我们整个政府引导基金的工作进展怎么样。用快了不行,用慢了也不行,要接受他严格的检查。

  但是政府引导基金真正发挥作用是间接的,我间接的扶持创投机构以及投向企业以及间接的产生效益,你来近期、短期的考核,这个怎么考核?还有绩效评价的问题?财政资金的使用怎么评价?怎么判断我的管理是否合格?这些应该也是作为引导基金管理人的重要问题。我也想请汪总讲讲这方面的感受和你们的做法。

  汪涛:其实政府管理模式和管理都在逐步转变当中,原来有一些做法不够成熟和完善,上个星期,国务院专门召开会议,就是怎么改变政府服务方式,简政放权以及加强监管以及提升服务方面做文章,把这个思路放到政府引导基金也是非常合适,要把信任交给专业机构,监管要在事中事后不断加强监管,然后再为创投机构,为我们创业企业提供一个更加好的环境,把政府作为一个公共产品,怎么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好的生态环境。

  具体到我们政府引导基金的考核,这个也是一个新的题目。因为现在作为我们省级引导基金层面,因为这两年才设立的东西,很多东西都是在募集层面以及母基金层面进行一些努力,包括原来一些条件,一开始我们当时要求比较高,首先在母基金层面要达到三倍的放大,三倍的放大,一般的社会资本比较难接受,要搞一些金融机构的对接,比如说一些银行,有一些银行也在改革当中,原来是做债券的,现在拿出一些基金做股权投资和直接投资。但是有更多的银行也是在观望当中,可能当时财政资金引导出来的时候,承诺一比三,要答应出资配套,但是真正拿到受托的银行资质和具体管理机构谈判的时候,又提出很多这样那样的条件,跟原来财政承诺没有很爽快兑现,甚至有一些说还是不行,总行批不了,还是有结构性的安排,不能按照我们现在的来做。

  有一些资金是要求财政资金到位,提出只能分布到位或者是甚至直接说你有这些才到。我们就觉得财政模式跟设立引导基金的初衷有比较大的冲突,所以我们也要花一些时间在对接方面怎么一方面能够满足政府引导基金要求,跟上银行改革的步伐,间接投资向直接投资做积极的探索和转折方面提到撮合作用。接下来在基金考核方面还是按照政府相关文件的要求,本身在我们团队里面,虽然我们是国有企业,我们做得很市场化,国有企业里面对具体管理的团队会制定相应的奖励办法和激励机制。

  主持人蒋玉才:政府引导基金的已经划到你们公司里面还是共管账户里面?有没有额外的激励机制和固定的管理费?

  汪涛:固定的管理费是有的。按照不同的办法来递减,激励机制也有,把财政的股权奖励分给团队里面,具体的细则接下来制定。

  主持人蒋玉才:吴总,介绍一下你们的做法。

  吴海:刚才讲了一个关于评价的问题,其实我们认为监管和评价是一体的,这个日常来说审计厅和审计署都在我们那里驻场来审计。我跟审计交流,他说我们的评价体系还不完善,跟汪总一样,基金刚设立,评价体系肯定有滞后,但是我认为评价是后面,最重要是前面的监管,渗透到我们每个环节。

  我们引导基金因为是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在我们运作有“三不”:不参与基金日常管理,不做技术性判断,不与民争利。不参股管理公司,不去跟他判断这个钱的经济效益。但是什么不管的情况下,日常政治性目标怎么实现?规则怎么办?

  我们有“三监管一关注”,我们在投决派观察员然后做政策性审核,审核政策性事项投资地域、投资方向、投资基本行为,这三个是在初期就已经写入合同,按照条目,哪些行、哪些不行是有严格的限制。一关注,关注关联交易行为,是否公开以及是否合理?这个是我们整个监管体系,在这个监管体系下保证中间合规运行。

  因此,到后面评价的时候就相对简单了,评价的时候,我们虽然还没有做,但是我们的商业化的制度管理里面已经有这方面的轮廓。一个是合规性,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四部曲管理办法的规定,是否符合管理办法有关的要求。

  第二是政策性目标,我们设立这个基金的时候,从我们刚开始谈判的时候,中间关于地域的方向目标等等设立了一吸引力的基础性目标,这些目标是经过商业化谈判最后确定的事项。作为合伙人之一,我要求这里面按照我们约定的事项完成相关的事项,这是我们政策性目标。

  第三是商业价值判断,在商业价值判断里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提到对于当地的税收等等这方面,这和我们投资也是相关联的。比如说我们要求投资湖北的企业,这个点上跟地方政府部门投起来的时候没有这个限制是不可能的。什么叫湖北的企业?这个可以进行一个事实判断。注册在湖北的肯定是一类;第二就是总部不在湖北、但是在湖北有新增投资,因为增加税收,地方政府肯定是认可;第三我们湖北的企业,并购的企业,这属于壮大。像这样的一延伸以后,我们很多投资机构,因为他之所以到你湖北来登记,不完全是用你们的钱,多少跟你的产业有关联。因此来讲,我们把三个类别一分就可以实施忠于形式的原则,作为我们机构和政府都要接受,在两者之间达到一个有效,最后我们评价才有可能做得到。

  主持人蒋玉才:吴总说得非常明确。我觉得市领导来说,我们以前发展产业的时候,除了营造相关的配套设施,如果是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吸引一些非常具体的生物医药产业,点到点进行扶持,重点培育。现在等于我们以政府引导基金的方式建立股权投资基金,我就在这个大的方向里面,不选了,由基金帮我选。我在生物医药产业这个领域里面,我不首先选择哪些企业,我政府重点去支持培育。而是由股权投资机构,我支持他们,让他们在这个领域优先选择值得他们投资的企业。

  我相信,他们做出选择以后,政府在他们选择的基础上叠加、培育,这个效果比我们请一些专家开一下午会议做评审得出的效果更加有效。这就是产业引导基金的带动和政府的方式。看一下陈总,他们作为基金使用者,对于政府引导基金有他们的感想。

  陈宏:成熟的基金,逐渐已经开始有一些奖励激励机制了,你不奖励人才就丢失了,市场很愿意花钱去请这些人。从GP和政府引导基金的关系,我们一直保持很好的关系。有几点,第一,假设一个政府引导基金说你只能投我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不发达,你必须投我三倍以及必须存在的企业,有时候很难投到好的企业里面,如果生物医药不发达,要我开发一个生物医药,不一定有这样的能力。

  但是刚才吴总讲的我加几个,一个好的GP愿意跟他的LP搞好关系,在重庆,除了经济回报产生税收之外,我们也带了好几家企业去重庆落地。他选择总部放在那里,因为我们的LP在那里,因为没有问题,已经有LP,他们当地的资源特别多,我们要去一家企业到那里开分公司,他分分钟帮我们开好了,他作为LP,是间接的投资人,而且当地的资源又起到了帮助,的的确确达到了给当地带来就业机会的方式。

  吴总讲的很多当地企业,没有全国和全球视野,可能做一个事情真的跑不出去。如果有一个好的GP配合,联想在国外做并购都是GP在配合,他们可能资源就会帮助一个假设说武汉的企业,走出武汉,走到全国,也是对于武汉起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如果你能把什么叫百分比定义清楚一些,我觉得更多大的主流GP会参与。

  第二就是在决策里面,如果做一个LP,股权不是特别多,如果参与IC,投委会情有可原的。一般的IC是从头到尾都是参与的,这个过程他对案子的了解很清楚,他要不要否这个案子?否这个案子要很有决心,是另外一个团队花了大量的时间、费用,好不容易弄出来的一个案子,把它毙掉要负责任,如果一个政府基金没有参与,偶尔飞过来,作为IC有待商榷。

  但是我们做了一个顾问委员会,就是几个出钱多的政府财政基金以及LP对于投资方向,投资不能做债,只能做股权的控制以及利益冲突是最大的,假设其中有一个投资人,我们前个基金投了,然后这里面已经有利益冲突了,因为LP不一样,这个时候第二个基金的顾问委员会出面了,审核这些东西,而不是审核该不该投战略之类的,他来审核有没有利益冲突,他觉得没有利益冲突,他就过来了;他觉得如果有利益冲突,就否了。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所以怎么样建立一个非常双方共同合作的交流机制,其实对政府产业基金很重要。

  如果政府为了发展一个行业,突然弄50亿、100亿特定,一定要想清楚做这个的时候给当地政府支持完以后,当地的环境有没有可能支持这个企业?今天如果做一个互联网,BAT在前面,现在都变成了阿里系、腾讯系,要去借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做一个特别产业,自己又没有能力,而GP团队又没有能力,风险很大。所以整体规划里面,还是可以跟优秀的团队来进行合作。如何GP和LP双方的一个互动。

  主持人蒋玉才:时间过得很快,政府引导基金要讨论的话题确实很多。根据大家的交谈以及我的管理体会,我觉得政府引导基金的管理要着重四个方面:

  一、制定合适的目标。

  二、适度的激励机制。

  三、选择优秀的管理团队。

  四、有一个有效的绩效考核评价机制。

  对他们的监管或者是整个运作的东西进行引导,引导基金在这种情况下,考虑上述四方面才能比较好的运作。本身我想讨论别的话题,但是我看到昨天洪会长讲到政府引导基金的风险问题,今天没有时间讨论了。时间已经到了,下面的领导和嘉宾有没有要求或者是提问,大家简单讨论一下。有想提问的可以举手。那边有一个。

  提问:主持人好!我来自湖南长沙的。我们在做非洲的农业项目,我今天听了这么多内容,我就想问政府的资金可不可以投到“一带一路”上去?这是我问的。谢谢!

  主持人蒋玉才:“一带一路”我们在深圳也有接触,“一带一路”首先是一个国家战略,从国家战略上,国家财政资金上去扶持,我们现在知道亚投行在香港搞一个亚投资金和私募基金,他们也在寻求我们的参与。作为一个地方政府的引导基金,首先考虑地方的利益,所以我们适度参与还要有一些地方上的考量和要求。不完全排斥,适度参与,结合地方的企业来综合考虑。单独投向非洲去,可能地方政府的考量会没有那么多,我们参与基金然后又可以投资“一带一路”的内容。

  提问:谢谢主持人。我想咨询汪总,咱们政府基金比较大的问题是侧重于国有企业和外企合作,民营企业、咨询公司或者是实业企业有好的项目或者是有资金,有一些好的服务,现在大家都在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还有就是中国品牌的制造升级,咱们民企如何有效的参与到政府的引导基金,帮助当地企业更好的发展。广州的帮助内地或者是“一带一路”,国有企业毕竟有他的优势,也有他的不足。我是姓周,做招商咨询的。

  汪涛:现在政府引导基金不是像这一位先生这样的,因为它实际上目前做的主要是两级的放大,省财政的钱不是直接拿出来给粤科金融,而是有一个遴选的过程。根据产业基金的类型以及政策导向,可能会侧重于选择粤科,跟科技类的中小企业类的会选择粤科,这也是通过专家的遴选。其他的“一带一路”那些可能就会选择粤财,作为专业受托机构,接受委托以后,我们首先是吸引社会资本成立一个母基金,在母基金层面实现三倍左右的放大,现在不完全是三倍,而是大概是这样。我们设立母基金以后,再跟更多的下面投资机构合作。根据分门别类设立不同的子基金,具体的项目,我们相信他们专业投资机构的专业判断和市场把握,他们具体来投到实体项目,所以民营机构完全是可以作为政府引导基金最终主要的投向。

  主持人蒋玉才:政府引导基金没有所有制歧视的。

  提问:大家好!我现在想提一个问题,但是这个时候提这个问题有一点不好意思。我现在想研发一个环保的马桶,这个环保马桶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将排泄物快速收成,减少污染。

  主持人蒋玉才:这一位先生,具体层面不在引导基金的范围,我们是通过参股基金,然后基金来参与项目的有效性来决定投资判断,政府基金的管理者。我们不参与他们具体的决策,这就是政府引导基金的功能性和引导性,由他们按照专业化、市场化的判断,你要有兴趣的话,可以把你的项目提供给我们参股的基金,他们来做出有效的判断。好不好?

  时间到了,还有没有提问?最后一位。

  提问:这个问题我想问蒋总,我们是深圳一家投资机构,目前成立时间是四年,前面四期基金我们都是民营资本,都是我们自己团队做的社会募资,我们也尝试做一些政府引导基金的申请,因为四年期的话,我们原来是投VC阶段的。其实就企业还没有上市退出,要有成功案例,然后规模要达到多少。但是我们这几年一直专注于新材料,像石墨烯新型材料产业的投资,如果我们想成立这样的产业基金,是否可以到政府做一些申请?目前我们还没有上市推出的项目。

  主持人蒋玉才:我想代表深创投向你说一声抱歉,我从政府那里要来的权力独立决策,这个权力的前提是什么?我只是做尽调,完了以后报给政府审批,适度可以宽一点,政府把完全的决策权给我们,我们如何行使这个权力非常关键,我们行使这个权力有一个非常可量化的指标,保证决策的有效性,才能保证我决策的免责。我决策一半,政府再帮我决策,对于责任的分担是不利的,我把权力全部要过来,全部承担责任,必须要有一套完整的量化指标,我决策完了才没有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误伤或者不能给所有创投机构给予充分有效的支持,尤其是新成立的。

  不否认,有一些从大机构出来的或者是组建的新团队有非常好的投资能力和投资经验。但是毕竟要有一个量化的指标,因此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你这个基金管理团队,以往管理基金的规模,大概5个以上专业人员,有3个以上成功退出案例,至少我给市政府说这些东西才是免责。政府引导基金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按照我的权限我真的不能给你,你有足够的特殊性,把你的特殊性报给市政府决策。我们也感到非常无奈,尤其是从一些很大的机构出来的人来申请政府引导基金,他们的团队不好吗?不能说不好,对你的投资能力和团队非常认可,但是指标上达不到的东西很难操作。说一声抱歉。

  提问:谢谢蒋主任。希望有机会可以申请。

  吴海:您可以来湖北试一下。

  提问:我们跟湖北已经有合作了。湖北的决策非常好了。

  吴海:因为我们几个部门,发改、经信几个在政府引导基金搞了很多年了,所以它就是一个基础性判断,所以我们也有一些从大机构出来和退休的,因为我们湖北还是有这些政策,有机会大家来试一下。

  主持人蒋玉才:我们股权投资基金也好,政府引导基金也好,是我们国家整个创新创业整个扶持政策的一环,尤其是引导基金,实际上只解决了股权投资基金的部分的资金供给和资金吸引问题。更多的问题要靠营造整个股权投资基金大的政策环境,我相信未来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随着我们国家创新创业的发展,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我们作为引导基金的管理者和使用者,非常喜欢在整个大的发展过程当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和自己的心意。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速记稿整理,未经演讲嘉宾本人审定)